8月28日，《杨绛全传》无锡首发式暨无锡方志大讲堂“百年杨绛”专场活动在钱锺书故居钱绳武堂举行。由上海资深传记作家罗银胜著、华文出版社出版、无锡市档案史志馆出品的《杨绛全传》，以65.5万字的体量全景展示了杨绛先生的世纪履痕、百岁风华。本文即摘编自该书部分章节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从北京到无锡
民国初年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，由于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的官职，杨荫杭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，住在杭州。他因坚持司法独立，得罪了省长屈映光。屈映光晋见袁世凯时，乘机诬告杨荫杭，说“此人顽固不灵，难与共事”。恰巧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，帮忙说了好话。这样，杨荫杭才没吃大亏。袁世凯亲笔批了“此是好人”四字，杨荫杭便奉调到北京任职。
杨绛1911年生于北京，五岁开蒙，她上的小学是在北京女高师附小。
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、京师高等检察长、司法部参事等职，公务倥偬，忙不及履。导致杨荫杭被迫离开北京的是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事件。据杨绛回忆：⋯⋯许世英受贿被捕，在一九一七年五月。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，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；许世英宣告无罪，他随即辞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。我想，父亲专研法律，主张法治，坚持司法独立；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——至多不过是一个“中不溜”的干部，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，不准保释，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，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。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，没等辞职照准。这样，还在上初小三年级的杨绛，便跟着父母一家人一起启程回南了。
一家人到天津下车，住了一两天客栈，然后搭乘“新铭”号轮船到上海，再换“拖船”回无锡。
插入最高班读书
杨绛的父母在无锡沙巷预先租下房子，避免挤到老家去住。新租的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，过了桥就是自己家的后门。杨绛觉得新奇得很，因为可以不出家门，就能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。
沙巷口有一座庙，叫大王庙。原先不知是祭祀什么大王的，后来改为学校，就叫大王庙小学。学校的四个班级都在这一间大教室里，男女学生大约有八十人。杨绛和两个弟弟是在学期半中间时插班进去的，她原是初小三年级，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。
大王庙小学的教职员只有两人：校长和一位姓孙的老师。孙老师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，学生背后称他“孙光头”。他拿着一条藤教鞭，动不动就打学生，而且最爱打脑袋。个个学生几乎都挨过他的打，不过他从来不打杨家的小孩子，可能觉得他们是“特殊”的学生吧，其实杨绛和她的弟弟不但是“做官”人家的子女，而且也十分乖巧。可是，其他同学却非常恨孙老师：在里面有个马桶的“女生间”的墙上，不知是谁画了一幅“孙光头”的像，大家都对着那幅画像拜拜，杨绛起初以为是讨好孙老师，可她们说，为的是要“钝”死他，“钝”在无锡方言中就是叫一个人倒霉的意思。
杨绛对大王庙小学的学生生涯曾有回忆，她说：“在大王庙读什么书，我全忘了，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：‘子曰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⋯⋯’，‘孙光头’把‘子曰’解作‘儿子说’。念国文得朗声唱诵，称为‘啦’（上声）。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。”杨绛还记得她们在学校玩游戏的情形，十分有趣。
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她还时常提起：“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，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。直到今天，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。”
第一次到钱家
杨荫杭、唐须荌夫妇对新租的沙巷寓所并不满意，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。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，照现代医学分析，很可能是河水里有问题。
不久，杨荫杭就病倒了，连续几个星期发高烧不退，神志也有点不清了。唐须荌请既是杨荫杭的老友，又是有名的中医的华实甫先生，他答应唐氏的要求“死马当活马医”，于是开了一个药方。奇迹发生了。杨荫杭死里逃生，居然挣扎过来。
杨绛不无感慨地说：“我常想，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，我如有亲戚哀怜，照应我读几年书，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。不然，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，无锡多的是工厂。”
杨荫杭病愈后，想另换房子租住。有一位亲友为他介绍了一处，杨绛父母去看房子，也带了杨绛同去。那所房子正是钱钟书家租居的流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。那是杨绛第一次到钱家，不过，没有遇见钱钟书。
后来，杨绛向钱钟书谈起：“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，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，有两棵大树；很高的白粉墙，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。钟书说我记忆不错，还补充说，门前有个大照墙，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。”
1920年，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，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，寄宿在校。老家仍在无锡，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。“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”。罗银胜
罗银胜 华文出版社 2023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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